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由作器人毛公（厂音）得名。直耳，半球腹，矮短的兽蹄形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该鼎制作精美，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三宝之一。
流传历史
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毛公鼎”
清朝时期
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毛公鼎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巧见此鼎。后毛公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
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1000两，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1911年11月27日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
民国时期
民国期间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
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
1949年迁台后
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稀世瑰宝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后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大纪念章之一。
文物特征
毛公鼎通高54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5千克。鼎为直耳，半球腹，足为兽蹄形，矮短而庄重有力，鼎的口沿还装饰有环带状的重环纹。整个造型浑厚凝重，饰纹简洁古雅朴素，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西周晚期的鼎由宗教转向世俗生活的代表作品。
毛公鼎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有497字、499字、500字三说），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内容大致为：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毛公鼎铭文拓片
毛公鼎的铭文作为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