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是谁救了苏轼(对苏轼的影响)

乌台诗案是王安石救了苏轼。
乌台诗案中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

编者按:“乌台诗案”是宋代第一起震动朝野、影响深远的“文字狱”,也是北宋后期党争的一次恶性发作。“乌台诗案”尽管有“政治案”的成分,但至少在形式上,还是按照一个“普通法律案”来处理的。我们从“乌台诗案”的进展,看到了宋朝政治与司法制度的一抹文明底色。正是这文明底色,使得“乌台诗案”不同于明清时期的“文字狱”。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的一天,刚从徐州调任湖州没多久的苏轼,和往常一样,处理完当日公务下班回家。

仕途的郁郁不得志,似乎并不会对苏大文豪造成太大困扰。

在地方任职期间,苏轼一向很会玩,活得足够洒脱。只要心里想得开、看得开,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愉快的一天。

然而,三月的这天,注定不同寻常。

苏轼官服还没解下,忽听府外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来人进门后,只见神色紧张,面容甚为疲惫,似乎连夜赶了很长的路。

“苏大人,祸事!”

来人根本没时间解释太多,随即拿出苏轼胞弟、远在南京的苏辙写的亲笔信。

苏轼赶忙接过信件,拆开一看,顿时有些恍惚。

只见信上赫然写道:兄被小人污蔑,朝廷已派钦差赶赴湖州捉拿兄长,兄暂放宽心,且看事态发展。

1

苏轼不清楚,其实在接到苏辙的告急信之前,朝廷上早已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

事情的导火线,实在很不起眼,一篇《湖州谢上表》,作者苏轼。

苏轼自徐州调任湖州前夕,例行公事写了篇《湖州谢上表》,这只是规定动作,朝廷让你调任,证明组织信任你,你自然得上表谢恩。

苏轼很谦虚,整篇文章除了阐述自己毫无政绩,忝列门墙外,就是大段大段感念皇恩浩荡,如沐春风。如果仅是这样,那肯定过关。不知苏轼是无心还是有意,他在文章的最后不经意吐槽了一句: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就是,陛下知道我愚昧不堪,不合时宜,难以和变法派共事,又考察我年老不爱生事,在地方管理普通百姓勉强及格。

这句话本身没毛病,只不过看的人觉得有毛病,抠了抠字眼,就琢磨出味道来了。

你说你不爱生事,那就是我们这些变法派爱生事喽!我们力主改革叫爱生事,那圣上全力支持变法,不就是说圣上无事生非呗!这是做臣子的该说的话吗!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最先跳出来,以上的解释权也归其所有。

何正臣造好讨伐苏轼的声势,紧接着,古代全能科学家、《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跑来发声:苏轼许多诗词都是泄愤之作,意在讥讽朝政。

原来,早在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受命巡察两浙农田水利,当时苏轼任杭州通判。沈括来到杭州,与苏轼畅叙旧情,顺便搞了苏轼近期很多新作,带回了开封。

回京后,沈括认真研究苏轼的作品,并用附笺的形式,把自己认为有诽谤朝廷嫌疑的诗句做了详细的注解。

《湖州谢上表》被爆出猛料后,沈括分分钟掏出小本本,把这些做过注解的诗词送给监察御史里行舒亶。

舒亶是个坚定的倒苏派,他花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潜心钻研,最终筛选出诽谤朝廷嫌疑最大的几首,公之于众。

比如,《山村五绝》中“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明显是在讽刺青苗法;“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在讥讽新法改革科举制度;“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公开和朝廷大力推广的农田水利法唱反调。

其中,最有分量的一句“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好家伙,你是有多恨当今圣上,非要到九泉之下去寻找真龙,当今圣上可没死呢!

污点诗词爆出来后,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联名上奏,在神宗面前历数苏轼四大罪状:身无学术却滥竽充数,急于提拔而依附权贵,圣上待其宽容却拒不领情,以诗诽谤朝廷大政实属叛逆。

是叛逆!杀了也不为过!

2

湖州知州府中,一向淡定的苏轼变得有些慌乱,收到苏辙的信件后,他立即告病请假,由湖州通判祖无颇暂且署理州事。

没过几日,朝廷钦差皇甫遵抵达湖州知州府衙。大难临头,苏轼手足无措,主要是搞不清到底犯了什么罪、罪有多严重,心里没底就很慌,竟然慌到不敢面见钦差。

通判祖无颇劝道: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

苏轼一听,就准备出去。

祖无颇连忙提示:大人,官服官服!

苏轼摆了摆手:有罪在身,不可穿朝服。

祖无颇又说:未知罪名,仍当以朝服相见。

于是,苏轼穿上官服官靴,出门面见钦差。

苏轼见皇甫遵不说话,气氛有些尴尬,只得认罪说:苏轼近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一听苏轼这话,赶忙回道:老兄,淡定淡定,不至于此,你想得太严重了。

皇甫遵随即让随从宣读圣旨,原来圣旨只不过是苏轼“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而已。

划重点,苏轼必须立即启程,不得有误。

为何这么急!看来罪过还是很重。

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苏轼两次头脑发热,想跳水自杀,可反过来一想,自己这一头雾水地死了,万一牵涉到弟弟苏辙还有众多好友,实在有些不义气。

在接到苏辙的书信后,苏轼已经提前烧了许多与友人的书信和手稿,想必朝廷再派人搜查诗作、书信和公文时,估计翻不出什么花样了。

苏轼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幸亏早点销毁了证据,若是再找到更多所谓诽谤朝廷的“证据”,那可真就罪孽深远了。

其实,苏轼的罪过已让宋神宗格外生气。到京后,苏轼随即被关押到御史台。由于御史台园中种了许多柏树,时常引来成百上千的乌鸦在这里栖息。时间一长,御史台就被称为“乌台”,苏轼犯事也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3

关押期间,苏轼无奈认罪,供出某些诗作中,确有诽谤新政的意味。

为什么叫“无奈”?这是一个心机深不深的问题。

苏大文豪填词在行,耍心眼可差得远,御史台这帮属狐狸的东问西问,从天气好不好问到吃了吗,从吃了吗问到地方百姓生存状况,从生存状况问到对青苗法的评价,很快就把苏轼套进去了。

诽谤新政,就是公开和朝廷叫板,这样的罪过并不轻。

这一点,苏轼心里很清楚,在御史台的关押地,他有些看不到希望,更不奢望有人搭救。

当然,没人搭救是不可能的。只不过真正在“乌台诗案”中对挽救苏轼起到关键作用的,竟然是苏轼的两大政敌,变法派前后两大领袖——王安石、章惇。

“乌台诗案”初起时,王安石已罢相,闲居金陵。当他听闻此事后,颇感惊异,虽然苏轼属于保守派,可王安石并未因政见不同袖手旁观。

王安石

很快,王安石就给神宗写了一封信,信中最为关键处,是这样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这是一句能顶一万句的话。

他没有从搭救苏轼的角度说事,而是站在神宗的角度去评价问题。

这是盛世,您是圣君,您可不能做杀才士这种事情啊!对您的名声不好。

这句话,基本点醒了神宗,才士是不能杀的,而且曹太后临终前还曾特意嘱咐神宗:“仁宗皇帝在世时,常以科举纳入苏轼、苏辙两兄弟颇感欣慰,以为‘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听说苏轼因几首诗作吃了官司,估计是被仇家恶意中伤所致,你可不能因为几句诗文就对他过于苛刻。”

曹太后

至此,苏轼基本性命无忧,何时能放出来?就要看与苏轼一生相爱相杀的好友、政敌、对手章惇的出手援救了。

4

苏轼和章惇早年关系很铁,两人本有同年之谊,入仕后又同在陕西为官,经常结伴游山玩水,既是驴友,又是知己。

此后,熙宁变法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章惇坚定地跟在变法领袖王安石鞍前马后,苏轼则始终坚持变法不利于国家。

曾经的挚友选择站在不同的立场,友谊的小船自然说翻就翻。

不过,苏轼吃了官司,章惇同样不会袖手旁观。

参知政事王珪嫉妒苏轼的才华,想趁机要了苏轼的命。他时不时就上纲上线,对神宗吐槽:“陛下飞龙在天,苏轼岂能不知,他寻找地下之蛰龙,肯定有不臣之心。”

章惇这时就很不爽,他站出来驳斥王珪:“龙又不是皇帝的专属,人臣也能称龙。人家诸葛亮还叫卧龙呢,也没见刘备急眼呀!”

神宗表示赞同:“诗人的词作而已,不要这么深究。”

宋神宗

王珪诬陷苏轼的尝试基本告吹,退朝后,章惇跟在王珪身后继续理论:“你是不是想把苏轼全家都整死啊!内心为何如此歹毒!”

章惇素来以暴脾气著称,又是个不要命的主,惹恼了他指不定会被暴打一顿,王珪心虚,赶紧打马虎眼:“章兄误会了误会了,这些都是舒亶此前说的,我只是按照他的意思复述一遍而已哈。”

章惇见王珪推卸责任,气不打一处来,直接怒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要是舒亶拉了泡屎,让你吃你吃吗!我都替你丢人!”

此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替苏轼说话,他给神宗上奏: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把敢说话的文人抓起来,就不怕后世骂你不能容才吗?

最终,神宗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免去死罪,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准擅离黄州,并无权签署公文。

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离京,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了结。

苏轼回翰林院图

在“乌台诗案”中,真正救了苏轼的并非特指个人,而是天地的正气和文人的胸怀。否则,苏轼必死无疑。

谁也想不到,在案中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与苏轼政见不和、理想不同的变法派。

这是北宋文人应有的风骨,我可以在得势时打压你,失势时吐槽你,却绝不会无中生有、置你于死地。

这股浩然正气和文人坦荡的胸怀,才更值得后世借鉴与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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