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乌台诗案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虽然字里行间处处充满豪放和磅礴大气的意境，但是实际上此时的苏轼所处的境遇是十分不幸的。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位清代读书人在读书的时候，突然风吹乱了他的书页，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两句诗，但是却被清廷过度解读，以为该读书人在嘲讽清廷权贵没有文化，所以将他给杀了。这个清朝“文字狱”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我国历史上的大诗人苏轼，也曾因为他的诗作而被卷入了宋朝版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之中，为此还身陷牢笼，差点丢了性命？
苏轼，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苏轼是我国历史上的顶级诗人之一，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三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中的诗人，其中苏轼的成就最高。据说苏轼当年参加科举考试时，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获得了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但是因为文章写着太好了，欧阳修还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所以为了避嫌，他故意将这篇文章排在了第二，但是事后才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曾巩，而是苏轼，这让苏轼错失了状元。
苏轼虽然未能获得状元，但他的诗歌受到了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称赞，这让苏轼名声大噪。每有新作，都会立即被传遍京师。苏轼准备在京师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母亲病逝的噩耗，苏轼、苏辙兄弟只能跟随父亲苏洵回乡，去给母亲奔丧。守丧期满后，苏轼又参加了制科考试。
制科考试是唐宋时期的一种特殊的考试制度，总共进行过22次，成功通过的人只有41人。
制科考试分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5个等级，第五等最差，一、二等虽然是最好的，但却是虚设的，从没有人获得过，而苏轼当年参加制科考试，就获得了第三等的好成就，为“百年第一”，历史上也只有两人获得过第三等，苏轼和吴育。
苏轼进入官场后，后来却因为上书讨论新政的弊端，得罪了当朝宰相王安石，最终被贬到外地做官。
苏轼在外地做了湖州知府之后，按照规定上了《湖州谢上任表》，但是御史中丞李定却从中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李定是王安石的学生，他曾因为不给母亲守丧而遭世人诟病，恰好苏轼写了一篇赞颂北宋孝子朱寿昌的诗作，这让李定觉得苏轼在写诗讽刺自己，两人的梁子结下了。
苏轼《湖州谢上任表》中的“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几句话，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和对新法“生事”的不满。这被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抓住，他们接连上书弹劾苏轼攻击朝廷，反对新法。朝中的蔡确、王珪等宰执重臣，也在暗中助力御史台的官员，最终让宋神宗下令，将苏轼捉拿入狱。
苏轼被关押入狱后，御史台官员为了给苏轼定罪，对他进行了残暴的刑讯逼供。当时同样囚禁在御史台的科学家苏颂，因为关押地和苏轼一墙之隔，所以他听到了御史台对苏轼的审讯过程，并用诗文记录了此事：“遥怜北户吴兴守，垢辱通宵不忍闻”。苏轼在御史台吃尽了苦头。
不过，苏轼本身没有犯罪，所以即便对他再严刑逼供，也找不到他的罪证。李定、何正臣等人为了找到苏轼“托事以讽”的证据，又翻遍了苏轼所有的诗文，想从苏轼的诗文中找到他的罪证。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莫须有”之罪。李定们发现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两首》诗中的“世间唯有蛰龙知”诗句，带有“龙”字，所以他们诬陷苏轼讽刺宋神宗。这让连变法派的重臣章惇都看不下去了，他愤怒地说，自古以来称号中带龙的多了，诸葛亮还绰号“卧龙”呢？难道他也是讽刺皇帝，真的是“亶之唾，亦可食乎？”舒亶吐了口唾沫，你们还将它当饭吃。
御史台官员在苏轼的诗中，发现了不少苏轼的“罪证”，他们说苏轼的《书韩干〈牧马图〉》讥讽宰执大臣，苏轼的《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诽谤君父等，这些罪名太过牵强附会，纯粹是为了诬陷苏轼而找，所以连宋神宗都看不下去了，他说道：“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诗人的文章，怎么能这样解读。
苏轼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所以他和王安石有冤，但是王安石为人正直，闲赋在家的他看到，李定们以卑劣的手段诬陷苏轼时，他也出面为苏轼求情，最终让苏轼逃过了一劫，只是贬到了黄州。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苏轼虽然没罪，但却被一些奸佞之臣故意诬告，他成了犯有“托事以讽”重罪的犯人，好在宋神宗不是个昏君，王安石也不是秦桧那样的奸佞，这才让苏轼保住了性命。历史上还有很多人，就没苏轼那么幸运了，他们因文章言行，在残酷的文字狱中丢了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