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圣是孙武，孙武（约公元前545年－约公元前470年），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北部）人，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被后世尊称为兵圣或孙子，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孙武的名气很大，有“兵圣”、“兵家至圣”、“兵家之祖”、“百世兵家之师”以及“东方兵学的鼻祖”之称，可谓是威名赫赫，如雷贯耳。
但关于孙武这个人是否存在，其实是非常可疑的。
其可疑之处，就是所有先秦文献，包括《左传》《国语》，都没有关于孙武片言只语的记载。
也就是说，孙武这个人，除了留下兵法《孙子》十三篇传世，是没有什么事迹的。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世有兵法《孙子》十三篇，孙武这个人，其实不值一提。
也不知汉朝人司马迁在编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时，是从哪儿搜来了材料，竟然绘声绘色地讲了一则孙武“吴宫训美”的故事来。
故事并不复杂。
讲的是：孙武写好了兵法《孙子》十三篇，兴冲冲地去找吴王求职。吴王的表现很奇葩，他做了一件很多普通人喜欢想，但历史上却是谁也没有做过的事：把宫中一百八十名宫女交给孙武训练，说是要检验孙武的练兵能力。孙武的做法毫无创意——把不听话的宫女杀了，立威。震肃之下，其他宫女都乖乖听话了。
编造这样的故事，是很容易的事。
毕竟，有一个常用成语，叫“杀鸡骇猴”。
老覃的感觉，“吴宫训美”极可能是司马迁拍脑袋编造出来的故事。
您看，故事里的孙武说的一句话——孙武对宫女进行了训练之后，大言不惭地对吴王说：“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
这句话，一下子就暴露出了故事的虚构性。
道理明摆着，孙武既然是一个大兵家，那他应该知道，训练和实战是两回事。
——您通过杀人示威可以让宫女听从您的摆布，但并不等于可以让这些宫女就可以上阵杀敌，更别遑论什么“虽赴水火犹可”了。
司马迁在讲完了“吴宫训美”这个故事后，非常笼统地讲了一句套话，说：“於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即关于孙武传记的全部内容就交代完了。
历史上的吴国的确是攻破了强楚，攻陷了楚都郢城，但按照《左传》《国语》等书的记载，那是伍子胥辅佐吴王的杰作，没孙武什么事。
那些什么“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完全是虚语，只是因为兵法《孙子》十三篇传世，由兵法《孙子》十三篇推知有孙武，所以就套到孙武身上了。
司马迁这样介绍孙武，后世史家不作他疑，信以为真，但终究觉得《史记·孙武传》写得太虚，就设法对孙武的事迹加以完善，于是又生造出伍子胥“七荐孙子”的传奇桥段来。
并且，为了让孙武伐楚的事迹更加具体，又加入了孙武“策动桐国叛楚”、“因粮于敌”伐楚的策略，最终“五战灭楚”，一举攻入了楚都郢。
老实说，这些所谓的“七荐孙子”、“策动桐国叛楚”、“因粮于敌”、“五战灭楚”，全无史迹可寻，更像是小说家语，根本不值一提。分明就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层累地造成说”的套路：距离孙武时代越远的人，“知道”孙武的事迹就越多，材料就越丰瞻，当然，也越显得伪劣。
到了宋代，欧阳修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还煞费苦心地排列出了孙武的世系来。
因为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解读不同，又导致后人对“孙武出生地”有了惠民、乐昌、博兴等不同的争论。现在关于孙武的墓地，其实也是清嘉庆年间一个自称是孙武后人的人在苏州一个名叫“孙墩”的地方指定下来的。这，就有了今天苏州相城的孙武纪念园和所谓的“孙武墓”。
按照欧阳修的说法，孙武有确切的世系是从舜的后代虞阏父开始的。虞阏父的儿子满在周武王伐纣胜利后，得到了封赏，成为了陈国的第一代君主。陈国传了十世十二个国君，到陈桓公时代，陈国发生了内乱。其中，陈厉公的儿子完，不堪其乱，逃到了齐国，在齐国传宗接代，开枝散叶。完的曾孙书获齐景公赐姓孙，是为孙书。孙书生子孙凭，孙凭生子孙武。
欧阳修对孙武的世系排列排得有模有样，但无法解释孙武既是齐国人为何到了吴国求官这一怪现象。
按理说，孙武有大才，应该先在齐国求官才对，但齐国并无这方面的记载。
对比一下，与孙武同时代的伍子胥，他原本是楚国人，但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吴国，为什么要向吴王求官，以及他怎么辅佐吴王伐楚，他的几乎全部经历，他的来龙去脉，全都清清楚楚，绝无含糊。
清朝人牟庭相通过一番深入考证，大胆提出：孙武根本就是伍子胥。
他《雪泥屋杂志•校正孙子》中说：“古有伍子胥，无孙武。世传《孙子》十三篇，即伍子胥所著书也。”
可不是嘛，老覃觉得，《史记》里写的孙武，其活动轨迹紧紧依附于伍子胥，仿佛孙武就是伍子胥的影子，二者根本就是同一人。
牟庭相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左传·哀十一年》有记载：“子胥属其子于齐鲍氏，为王孙氏。”
即伍子胥的儿子后来逃入了齐国，改姓为“王孙”；这“王孙”后来又分为“王”“孙”两姓。即《史记》提到的“孙膑生阿甄间，为孙武之子孙”，这个孙膑其实是伍子胥的后裔。
其实，不独牟庭相怀疑吴王伐楚的时代并不存在一个名叫“孙武”的兵法大家，从宋代开始，越来越多学者对“孙武”产生了质疑。
南宋学者叶适就直言：“凡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想标指，非事实。”
关于“孙子”其人，《战国策》的《齐策》《魏策》里有提到，说他给田忌出谋划策，即指的是孙膑。《楚策》也提到了一个在赵国担任上卿的“孙子”。但这个“孙子”是荀子。
由于《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经常拿“孙”与“吴”并称，说什么“孙吴之略”“孙吴之书”，让我们知道，世间有两部兵书：《孙子》《吴子》两部兵法。
近代有学者如钱穆及与日本的斋藤拙堂因此误以为一直流传于世的兵法《孙子》的作者是孙膑。
钱穆甚至认为：孙膑就是孙武。
他说：“孙膑之称，以其膑脚而无名，则武殆即膑名耳。”
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里出土竹简里，既有与流传于世的兵法《孙子》十三篇相同的《孙子兵法》，也有一部《孙膑兵法》，证明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本不同的兵法。
即《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分别对应《汉书•艺文志》里说的《吴孙子》和《齐孙子》。
但这个《吴孙子》的成书也颇多疑点。
很多认为，《吴孙子》虽然也偶有语句涉及到吴越战争，但主要反映和体现的还是战国时的军事思想，故其成书有相当一部分应该是在战国时期。
南宋学者叶适就认为《吴孙子》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
牟庭相认为，伍子胥是有作过兵法《孙子》十三篇，他的后裔在逃入齐国后，曾对这部著作进行了全面整理，并定书名为《孙子武》。“孙子武”中的“孙子”是尊称，“武”是指兵书、武经。后人不察，把书名“武”误以为是人名，于是就左一个“孙武”，右一个“孙武”，制造出了一个生活轨迹与伍子胥相似的孙武出来了。
牟庭相的这个观点，老覃深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