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所谓“天子守国门”，顾名思义就是指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亲自镇守边疆保家卫国，具体说来则是指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事。
2、“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两句话也不出自同一个地方，前半句天子守国门出自我国史学家阎崇年所编纂的《正说清朝十二帝》 ，为了和咸丰帝做一个对比，他就抬出来了明成祖朱棣，以此来衬托出咸丰帝有多么的混蛋。至于第二句，君王死社稷这句话，最早是出自礼记，后来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说过这句话。
天子守国门的懦弱之举，为何成为明粉心中无上的荣耀？
网上一直流传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明朝的气节——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对于君王死社稷，历史上国破身死的皇帝不在少数，我在这不多做评价。而天子守国门确切来说叫国都守国门。
国都守国门与瓦剌入侵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建都之后，必然要不断向外扩张，尽可能为都城扩展出足够的纵深，来保证都城的安全。强如秦，统一之后即收复河套，屏蔽关中；雄如汉，收复河套之后，进而建立外长城；盛如唐，为应对后突厥威胁，亦建立三受降城。即使弱如南陈，也连续发起北伐夺取淮南地区，以求为建康夺得战略纵深。无论是开疆拓土，还是防御需求，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事实，都要求国都不能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否则这个国家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唐代受降城
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很有战略远见，他设立了塞外诸多卫所，在北京以北的防线上，建立了以大宁卫、开平卫、东胜卫为核心的外围第一道防线，这些塞外卫所相互呼应，配合以燕山为第二道防线，大同、北京为后方，从点到面形成一个立体有效地纵深防御体系，将明朝的势力范围向燕山以北推进了数百里。进则可以直接打击漠南蒙古心脏地带，退则可以通过前沿警戒体系，监控蒙古动向，压缩蒙古人的战略选择空间，让其在漠南无利可图又随时面临打击，自觉退回漠北。即使蒙古人突破第一道防线，也会遭到燕山阻挡，无法进一步深入，明军则可以借助燕山的掩护，从容集结主力反击，一线其他诸卫还可断敌后路。
但是在靖难之役后，塞外诸卫逐渐废弃，明成祖以边境为主体构建边防，防御重点移至边境沿线，形成九个防御区。经过不断“完善”，成了著名的九边防御，导致继任者天子（北京）守国门的恶果，后世以此抨击朱棣短视，为了皇帝之位，不惜抛弃国家利益。这就是不懂国家战略和军事地理，单纯以权力斗争的狭隘角度来评判。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过（读史方舆笔记系列），国都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扩张方向和范围。明太祖定都南京，距离过远，正常情况下是无法控制塞外的。但明太祖出于维护统治的考虑，采取了分封制，这是一种类似于西周封国和唐朝藩镇的制度，不利于中央集权，但非常有利于扩张的体制。所以在建国之初，明朝能维持塞外诸卫威慑蒙古。
朱元璋时期的防御体系（长城外的黄色部分）与中后期九边防御体系对比
分封制毕竟不利于国家稳定，迟早会进行改革，中央集权一旦形成，以南京为都，必然意味着对塞外的控制力减弱，战略收缩、内迁诸卫是必然的选择，与个人的权力斗争无关。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迁都北京。
明成祖上位之后，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南京，这就决定了他无法长期维持塞外的存在。但明成祖一直在为未来做准备，营造北京城只是其一。五次北征打残蒙古，意在为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战略环境，为未来做铺垫。后世一些眼界狭隘者，纠结于明成祖五征无功，是典型的只看表面战果，不看长远布局，缺乏战略思维的评价。
明成祖去世之前，明朝制度确实已经出现了相当大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他。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他已经为迁都北京，转移战略重心做好了准备，剩下的事只能交给后世子孙。然而后来的皇帝不但不进行改革，居然奉行收缩政策，九边防御，将大量兵力沿燕山一线布置。
如果燕山作为第一线，整个防御重心必须往后退，以北京、大同为二线，真定府（今石家庄）为后方，部署重兵准备反击。燕山一线反而只能布置少量兵力，只起警戒、牵制、消耗的作用，这就像汉唐以黄河以北为一线，却在朔方部署重兵一个道理。但是作为明朝国都，北京承担不起面对兵锋的政治错误，只能在九边部署重兵，以求在一线阻挡敌人，然后又把守卫北京的兵力缩成一团。这是一种极其错误，极其龟缩，极其消极的防御战略，分兵把守漫长的一线必然导致兵力分散容易被敌人突破，突破之后又没有兵力用来集结反击。缩成一团防守北京，不仅拱手让出河北平原的控制权，还导致河北、河南、山东一带防守空虚。后来皇太极五次入关如入无人之地，正是这种消极防御的恶果。如果明朝真想退缩保守，就应该像朱高炽一样迁都南京，让北京成为燕山防线的支点，也可以有效防止敌人入关。
纵观有明一朝，除太祖，成祖锐意进取，其他皇帝大多保守懦弱，无所作为，进不恢复塞外，退不迁都南京，只要保住了面子，不惜让北京时时刻刻面临威胁。朱瞻基继五征之威，内不改革制度，外不恢复塞外诸卫，在各个战略方向上全面收缩，放弃战略要地，心甘情愿做个缩头乌龟，逗蛐皇帝。不思进取却坚持留在北京，无视蒙古做大，给后世留下一个烂摊子，所谓仁宣之治名不副实，实乃后人的无耻吹捧。
至于以天子守国门来彰显一群不思进取又死要面子的君臣气节，正是宋明之后中国人的思想趋于保守，喜欢用个人道德行为评判国家问题，天子都守了国门居然不以为耻，知耻而后勇，反而大谈仁爱节俭，引以为豪，真是可笑之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