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以前叫承天门。
天安门是明清两代北京皇城的正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最初名“承天门”，寓“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设计者为明代御用建筑匠师蒯祥。
朱棣篡位后，认为南京的地理位置不及燕京，决定将都城北迁。永乐十八年，天安门竣工。在当时，天安门被称为“承天门”，样式也与现在的天安门大为迥异。
当时的承天门，是由五座木牌坊组成的，而不是现在的城楼。“承天”之名，取自“承天启运，受命于天”。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承天门的作用并不只是把守宫禁那么简单，这也是一处敬天的圣地。因此，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不敢怠慢这座象征着天命所归的建筑。
于是，顺治八年，朝廷翻修了“承天门”，将其扩建为现在的城楼模样，并将其改名为“天安门”。天安门的匾额，是由四块约十厘米厚的木板拼接成的，如今匾心经多年风吹雨打，已经开裂。位于匾额上方用于挂匾的四枚铁环倒是保存完好。同样是由于年代久远保管不当，匾额正面的地仗已尽数脱落，匾额上刀刻斧凿的字迹与裂纹已模糊不清，很难分辨。
不过，若依照字迹笔画的脉络，仍能梳理出满文、汉文、蒙文三种文字。由于天安门修建于清统，所以满文位于匾额的正中心，汉文则位于左侧，蒙文位于右侧。汉文的部分是由篆体书写的“天安之门”四个大字。根据史料的记载，“承天门”经翻修后被称作“天安门”，那么，为何在匾额上出现了“天安之门”的字样呢？其间又有怎样的秘辛呢？
封建统治者根据其所属民族的不同，通常会采用其本族的惯用文字作为“国语”，清朝自不例外。满清入关之初，朝廷曾大范围普及满文，将这种文字规定为中国的书面文。因此，每当皇帝在天安门颁布诏书时，负责宣诏的官员会先高声诵读满文，随后再诵读转译后的汉文。所以，匾额上的三体文字，满文处于正中心，表明满清的统治地位。
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这与“天安之门”四字汉文又有什么关系呢？
据此推测，顺治八年朝廷将“承天门”改名为“天安门”时，肯定会先用满文命名，汉文和蒙文只是译文罢了。根据匾额上现存的笔画来推敲，基本可以辨认出满文部分的内容，文字大意是“天、安宁、太平的城门”。按照满文的语法来看，其意为“天下太平之门”。
显然，“天安之门”这四个字，很有可能是直译。这种直译的方式，有点像是现代人用翻译软件“机翻”的外文，不符语法，比较生硬。所以说，“天安之门”四个字是汉文满文通译时“机翻”而来，那个比较突兀的“之”字被史官省略，在撰写史书时史官写作“天安门”。
除了天安门上的匾额外，原明宫中的其他匾额均被满清加以改造，就是为了让满文成为匾额的主体。
由于当时的清朝皇室与蒙古通婚，所以清宫中有不少蒙古后妃，因此一些匾额也配上了蒙文翻译。随着清统在中原的地位趋向稳固，为了削弱其他少数民族的力量，不知从何时开始皇宫中的匾额不再配蒙文，而是仅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天安门上的匾额也不例外。
经过这次变化，天安门匾额上的字体只剩两种。
由于两体文字更加节省空间，所以经过这次修改后匾额上的文字变得更大。此后，天安门匾额上的汉文不再采用篆体书写，而是用普及度更高的楷书。相比于此前的天安门匾额，“天”字的宽度从二十厘米增加到三十八厘米，几乎扩大了一倍。
武昌起义让清统土崩瓦解，北洋政府接手紫禁城后，将故宫三大殿以南的文华殿、武英殿、午门、端门、太庙、社稷坛的所有匾额全部进行改造，满文部分均被剔除，只留汉文居中书写。所以，我们前往故宫游览时，才会发现这样的情况：
——故宫外廷的匾额是由汉文书写的，内廷的匾额则是“满汉合璧”的。
天安门属外廷，因此天安门上的匾额也经过了同样的变更。这块匾额被修改成汉文居中书写后，一直被挂到开国前夕，直到被国徽取代。由此看来，从顺治八年翻修承安门并挂匾开始，直到1949年该匾额被国徽取代，虽这块匾额上的文字几经变动，但它还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挂了近三百年。可以说，这块匾额见证了由封建王朝到现代社会的变迁。
参考资料：
【《故宫匾额》、《北京市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安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