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观点，东林党成立之初其实初心是不坏的，也还是为了大明朝的发展，但是为了大明朝发展的过程中路不好走，最后走歪了，所以你说它好不好呢?只能说初衷是好，但是结果却是不好的。
在现代阉党捏造的关于东林的一系列谣言中，“东林抗拒商税导致明朝灭亡”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因为一般读者对政治史可能还有一定了解，对于古代税收的种类和细节则难以弄清楚，所以特别容易被带节奏。大司马在此整体上谈一谈晚明的财政状况，从而把现代阉党关于“东林抗税”的谣言全部粉碎。
“东林党抗拒商税让明朝没钱，只能摊派农民，从而激起农民起义，导致明朝灭亡”，是本世纪影响最大也最无耻的谣言，到今天甚至在现代阉党的主导下成为了主流舆论，现在大司马就要把这个谣言批得体无完肤。
明朝灭亡确实与政府缺钱有关，但这个问题牵涉的因素很多，跟东林没有一毛线关系。下面大司马就这把这个大题目拆成以下几个问题来逐一分析：明朝为什么会缺钱？缺钱了应该怎么办？万历收矿税究竟是在干什么？东林在财政上干了些什么？
明朝为什么会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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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缺钱的原因其实既简单也复杂，简单是因为其根源都是朱元璋订立的明朝祖制的愚蠢和恶毒，复杂是明朝祖制的恶毒体现在多个方面。不过现代阉党不告诉你这些，而是造谣全部推到东林头上，扭曲你的史观。
明朝缺钱的第一个原因是朱元璋滥发纸币。
虽然宋元发纸币时都有滥发的情况，但那是因为发行时的腐败，准备金宋元朝廷还是设了的，元朝为了稳定币值还进行相当的了补救措施，但到了朱元璋、朱棣这里，发行纸币完全不设准备金，然后禁止民间流通金银，只准用纸币，否则判刑，等于直接向民间抢钱。
久而久之纸币的名声彻底臭掉，随着美洲白银的涌入民间用白银流通，官方严刑峻法也无法让民间使用手纸一般的纸币，导致明朝后期无法使用灵活的金融手段来缓解国库的不足（当然这种手段肯定也会掠夺百姓，但比粗暴的摊派三饷还是要好些），比唐宋是极大的倒退。
手纸都不如的大明宝钞
第二个原因是朱棣迁都北京。
朱棣迁都北京并不是为了巩固国防，单纯是在南京杀人太多担心人心不服和过不惯南方的生活而已，迁都北京以后，凋敝的北方无法供养庞大的皇室成员、政府机构和为了所谓的“天子守国门”而大量增加的军队，要从江南漕运大量物资，造成巨大的浪费，如果没有这一出，明朝的国库又会缓解不少。
多说一句，迁都北京并没有巩固国防，反而因为北京一下子多了这么多人，补给压力大增，导致明朝放弃了原来补给尚能维持的原元上都的开平卫和辽东的大宁卫，使辽东的朵颜三卫失去控制。朱棣迁都迁得国土大幅缩水，果然是“雄才大略”。
朱棣迁都迁得失地千里，果然“雄才大略”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藩王和勋贵吃的和抢的钱太多。
朱元璋建国伊始，就以一种乞丐护食的心态善待朱家人，对文官是“贪污零容忍”，对宗室是供养之唯恐不足，还分封出去给他们统治地方的实权，而且每多出一个朱家子孙，国家就多给一份待遇，不像汉唐那样皇帝五服之外的宗室国家不再理会。
朱棣篡位以后，继续保持对宗室的优待，但是剥夺了其实权，而且一直到明宣宗时代，不自信的僭主们给宗室加了很多限制，宗室基本上啥都不能干，只能窝在家里像种猪一样下种骗国家待遇。宋代宗室制度虽然也有明代的问题，但是一来被靖康之难洗过一次，人数大大减少，二来南宋对宗室开放了仕途，很多宗室好歹不是吃干饭了。
明代给宗室的官方待遇，是按年发禄米，以及发给宗室田地，让他们自行收租。
到万历年间，根据徐光启的计算，宗室在籍（可以吃国家待遇）的共计十三万人，其中还活着的有八万人，地方每年供养朱家宗室的禄米（852万石）是缴纳给朝廷的（400万石）两倍，有些地方一年收入的禄米全部用来养宗室都还不够。根据万明《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万历初年全国财政支出为1854万多两，其中宗藩俸禄551万多两，占29.76%。要知道，万历三大征的军费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多万，停发宗室两年禄米就挣回来了，要是没有宗室俸禄，万历在位48年，可以打24次三大征，又怎么会打建州女真的军费都捉襟见肘呢？
除了禄米，还有赐田。明朝皇帝对文武官员抠门得很，对宗室倒是舍得赏赐，每次赏赐都是几千顷起，再加上宗室们自己运用权力兼并的土地，其规模十分吓人。像万历之弟潞王有田四万顷，万历想要给儿子福王也挣四万顷，因官员强烈反对，最终仍配给近二万顷，蜀王朱至澍在四川有庄园三百多个，每天用一个庄园来供养自己。这其中皇帝赐田的产出由国家代收，并不全归宗室，但宗室自行兼并的田地上就随他们怎么来了，这些田地的收入也相当可观，是一笔大钱了。
在禄米和赐田之外，宗室们还凭借身份带来的特权经营商业，是欺行霸市的垄断性经营，挤垮民营店铺，“贵戚铺行，与民争利”成为万历年间导致京师民穷财尽的两害之一。
以上几项合起来，说的朱家宗藩吃掉了天下财富的一半也不为过。在藩王之外，明朝的勋贵、外戚也有类似的待遇，只不过大致比藩王小一号而已。无论藩王、勋贵还是外戚，都属于皇权集团的一员，明王朝对官员唯恐不薄，对小民唯恐不恶，对这些“自己人”却唯恐不厚，任由天下糜烂，也要保证他们醉生梦死。
明朝藩王分封图
这些宗藩虽无军政实权，但在皇帝的庇护下仍足以对治下百姓无法无天，无恶不作，藩王多的地方有如人间地狱，也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重灾区。所以但凡有点节操的士大夫无不对这些宗藩、勋戚深恶痛绝，这些人多数成了东林，而为了迎合皇帝，甘为宗藩、勋戚保驾护航的则多数成了阉党。
第四个原因是万历的浪费。
宗室、藩王固然是吃了帝国很大一部分钱粮，但万历身为皇帝，又是一个贪图享受的皇帝，岂能过得比藩王还差？按明朝制度，万历每年有金花银100万两，在发武官月俸之外可用于皇帝赏赐，万历六年又逼户部增加20万两，此外，从正德年间起，皇帝带头搞土地兼并，皇庄扩充到三万顷，万历时皇庄又想南方急剧扩张，皇庄的产出全供皇帝挥霍，但这两项收入远远不够万历挥霍。
万历光是饮食、买珠宝日用等方面，每年就要用银几十万两，此外还经常向州郡索要布料、瓷器等特产，每次价值过百万两，而皇亲婚嫁和皇家典礼用的钱更是骇人听闻，万历二十八年（1600）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上疏说：
近岁宁夏用兵，费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今皇长子及诸王子册封、冠婚至九百三十四万，而袍服之费复二百七十余万，冗费如此，国何以支？
万历的弟弟潞王、妹妹瑞安公主、儿子福王等皇亲的典礼、嫁娶前后费银九百多万两，这些全要国库出钱，而万历三大征的总军费也就一千一百多万两而已，而万历居然借口三大征缺钱，派矿税太监去民间抢劫，简直是丧心病狂。
万历派矿税太监抢钱的另一个借口是重修三大殿，但就在万历派矿税太监疯狂抢劫民财的时候，仍然向湖广、贵州、四川摊派木料合计银930万两，此外万历修自己的陵墓还花费八百万两，其他大小土木工程数不胜数。可见所谓矿税太监“筹措三大征军费”、“重修三大殿”等冠冕堂皇的借口完全站不住脚，派出去就是为了抢钱让自己挥霍的。
出土的万历头骨实际上嘴歪眼斜，比这画像丑多了
至于有些人津津乐道的“万历三大征用的全是内帑，所以万历敛财是为了国事”是对史料理解有误。《明史·陈增传》中是有这么一段：
至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
这里的“帑金”被直接理解为内帑，但实际上这个词只是泛指花了这么多钱，并不单独指内帑。万历三大征主要用的还是国库的钱，期间国库不足时，万历确实从内库里拿了些银子出来，但是一来他之前违例从国库拿了不少钱进内库，如万历八年拿15万，九年拿20万，十年拿30万，这不过是还回来；二来国库正是因为万历给皇亲嫁娶和大兴土木才空虚的，他退点回去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这根本不能为他派矿税太监除去抢钱洗白。
最后一个原因才轮到文官贪污（武官也贪，但能贪的部分较少），但这也跟朱元璋的祖制有关。
朱元璋对“自己人”唯恐亏待，对文官却唯恐优待，给他们定维持生活都困难的工资，等于是逼人贪污，然后再用严刑峻法等着，也不知道是为了澄清吏治还是为了满足施虐的快感。等到朱元璋一死，文官的贪污剧烈反弹不可遏制了，不过跟朱家宗室霸占的财富相比，文官贪的这点又不算什么了。
万历朝的贪官是很多的，很多阁臣更是大贪巨贪，像申时行在与蒙古的榷场贸易中大肆受贿；赵志皋受贿那是一千两起；张位把实缺拿出来拍卖；沈一贯光楚宗案就受贿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从税监受贿被发现的就有三万两，其他的小宗受贿不计其数；朱赓有家产八百万两，大部分是受贿所得，把家乡山阴的良田全部兼并，有奴仆几千人；有的阁臣如王锡爵虽不算贪，但是家里也是巨富，田地超过万顷，奴仆超过千人。
沈一贯那是大贪巨贪
如果你看过大司马写的《“明亡于万历”——皇帝家事导致明朝灭亡》一文，就可以知道，赵志皋、张位、沈一贯、朱赓之流乃至于王锡爵，正是正直士大夫和东林前身斗争的对象，这些人才是现代阉党栽到东林头上的“逃避商税的江南富商集团”，而他们又可以说是阉党的祖宗，现代阉党逮着自己祖宗大骂特骂，真是忤逆不孝啊。东林赵南星、高攀龙、朱国祯等人反而是主张收他们的税的，下面会详谈。
另外，东林绝大部分家里既不富裕，也是清官，与所谓“江南富商集团”完全不搭界。这个问题大司马在《东林党到底是些什么人，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一文中已经分析得很详细了，若有疑问可看此文。
对于明朝缺钱的这几个原因，第一、二条的解决办法是把朱元璋、朱棣从坟里挖出来鞭尸；第三条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些宗藩抄家灭门，剁成十八段，炖成福禄汤；第四条的解决办法是把潞王阉了当太监，潞安公主充作军妓，万历自己出家当和尚，第五条的解决办法是整顿吏治，也就是东林在京察中一直在干的事。
然而前四条万历不肯干，第五条还要阻止东林干，国库的空虚当然就会愈演愈烈。万历不愿意亏待自己人，却很愿意去民间抢劫，而且抢来的钱收进内库而不是国库，反正只要自己爽了就行，国事怎么样万历是不太介意的。
矿税太监与抗税运动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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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澄清一个误解，明朝在矿税太监之前有没有商税？答案是有的，不是没有。从明宣宗时代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明朝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关、淮安、扬州、杭州等商旅来往要津之地设立多座钞关，收取过往商人的商税。
那么商税的税额是不是比较低呢？确实不算高，相对明朝中后期商业发展的情况来说，商税名义上的税额不高，每年收的商税只有田赋的十分之一，但是这没有包含胥吏的盘剥在内。而且，明朝收商税低绝不是什么皇帝仁慈，“藏富于民”，而是朱元璋鄙视商业，有意把商业打击到只剩下极小的规模，这样商业总产值都没几个，商税的收入当然就不放在朱元璋的眼里，另外也要表达朝廷“重农抑商”的思想，自然就定的比较低，哪知道子孙后代怠政玩乐，没能继承遗志把社会控制在低发展水平状态，让经济文化发展起来了，对朱元璋而言这简直是一帮不肖子孙。
虽然如此，要加一点商税来充实国库也不是完全不可行。但是加税的前提，一是税额要协商，不能说你要收多少就收多少，二是收了税你就要保护我，不能说收完税还动不动没收财产。就算古代秦制帝国达不到这种正常要求，只要皇帝不丧心病狂，颁布一个大家能接受的固定的税额，也不至于造成多么大的灾难。
但是万历的玩法，却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甚至是无差别抢劫。万历二十四年六月，万历帝派出太监“开矿”，十月，派出太监“收税”。
开矿增加收入的做法，朱元璋和成化、嘉靖时都短暂搞过，但发现里面情弊太多，很快就终止了。万历当然知道这些，但他的意图不是真开矿，就是抢钱，太监们既没有技术也没有意愿真正找矿，一到地方就开始抢劫。
其具体办法是指定一个地方有矿，挖一下发现没有，就说周边居民盗矿，勒令赔偿；或者说富人住宅地下有矿，带人直接入室抢劫，甚至趁机杀人、强奸；又或者指定富户、地方政府开矿，要求到期交多少钱上来，交不上来由富户或地方政府赔偿。这样一来各地流氓纷纷上书说我们这有矿，请太监来开矿，等太监到了就跟太监勾结在一起危害乡里。这些情况一早被地方官举报，万历全都知道，不过只要太监们给他钱，他就装作不知道。
收税则名义上是收特产税，如两淮收盐税，成都收盐茶税，广东收珠税，但实际上也是抢钱。首先是税关密布，长江下游一天的行程内竟有七八个关卡征税，商人根本回不了本，这还是合法操作，还有非法操作：很多流氓趁此机会投靠太监，把路过商人的货物和本钱全部没收，甚至在农村设立土商税，连农民之间日用品的买卖也收高税，实质就是抢劫，而且还随意杀人，激起大量民变。这些同样被地方官举报，万历也都知道，但因为有钱拿，依然包庇太监。
当地方官举报太监抢劫时，万历不闻不问；但是当太监诬告地方官阻挠开矿、征税时，万历就立即把地方官员下狱、罢官、降职、夺俸，对太监和地方官员可谓敌我分明。
万历这么做，实质上就是学习中晚唐皇帝的故智，搞一个听话的太监“影子朝廷”，取代不那么听话的科举官僚朝廷，在抢钱的同时也在加强皇权。所以他当然不会理会地方官员的举报，不但这些举报不理会，连朝政也大部分不理会，这样就可以让政府瘫痪，由皇帝的化身太监来替代科举官僚主导政治，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果然太监变本加厉的侵夺地方行政，陈增、鲁坤等太监都要求“便宜行事”，考评和管理地方官员，只因这些太监太不成器，像陈增吞没税银被李三才揭发引起万历反感（但是征税依旧），此事才无疾而终。
矿税太监们可牛了
文官虽然也贪，但好歹内部有一套根据级别该贪多少的潜规则，且文官之中也有不少清官，太监的贪是没有底的，而且有皇帝站台，连地方官员都无法制约，寻常贫民富民更是太监想怎么蹂躏就怎么蹂躏。按樊树志先生的估算，矿税太监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从民间搜刮白银可能超过五千万两，只把其中大约十分之一569万两交给万历。
与此同时，因为矿税太监造成商业萎缩、民生凋敝，国库的正税却不增反减，从万历三十年开始，后面五年国库的正税收入都不及万历三十年，支出却不会因为税收减少而减少，于是国库连年亏空，表格如下：
万历三十年以后国库亏空表
摘自樊树志《朝廷与党争》
万历的内库虽然是得了点钱，但是国库空了，而且搜刮来的钱大头被太监吃了，就算万历是想用矿税太监来增加国用，也是彻彻底底的失败了，百姓徒然受了十年非人的折磨。何况万历搜刮来的这点钱也没有用于国用，既没有用于三大征也没有用于修复三大殿，而是大部分送给了就藩的福王朱常洵，以作为不能立他为太子的报偿。《明史·福恭王常洵传》载：
先是，海内全盛，帝所遣税使、矿使遍天下，月有进奉，明珠异宝文毳锦绮山积，他搜括赢羡亿万计。至是多以资常洵。
难怪凤阳巡抚李三才要上疏大骂万历：
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爱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
如今那些洗万历的明粉，你要是穿越回去，你以为你能做万历，还是做太监？你大概率是被刻剥磬净、乃至被肆意杀害的平民的一员。“万历皇帝面对被文官偷盗一空的国库，为了抵御外侮，不得已才派出矿税太监收税，就算不小心扰了民，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无耻的蠢话以后最好不要再说了。
“东林代表江南富商集团抗拒商税，导致税收收不上来，让明朝最终亡国，还不如魏公公”，同样是无耻的谣言。万历的矿税太监可不是只针对江南，而是遍布全国，也不是只针对富人，而是针对全民，没什么地方跑得了，也没有什么人跑得了。
据樊树志先生统计，就开矿太监而言，昌平有王忠，北直隶有王虎，昌黎有田进，河南有鲁坤，山东有陈增，山西有张忠，南直隶有郝隆、刘朝用，湖广有陈奉，浙江有曹金、刘忠，陕西有赵鉴、赵钦，四川有丘乘云，辽东有高淮，广东有李敬，广西有沈永寿，江西有潘相，福建有高寀，云南有杨荣。收税太监则除了上面一些开矿太监兼职的之外，还有仪真的暨禄、浙江的刘成、广州的李凤、临清的马堂、苏杭的孙隆、山西的孙朝、陕西的梁永、湖口的李道、卢沟桥的张晔等。
这群太监代表万历皇帝肆虐天下，搞的全社会民穷财尽、十室九空，有如地狱，自然就激起无数民变，举其大者，就有“高淮激变辽东，梁永激变陕西，陈凤激变江夏，李凤激变新会，孙隆激变苏州，杨荣激变云南，刘成激变常镇，潘相激变江西”（语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矿税之弊》），此外李道在湖口，马堂在临清，王虎在香河，王朝在门头沟，高寀在福州也激起规模不等的民变或抗议。
对于这些皇帝人为制造的灾难，许多东林人士或正直士大夫挺身而出，与市民站在一起对抗阉党。据王天有先生统计，有李三才在山东，余懋衡、满朝荐在陕西，东林何栋如在湖广，东林周顺昌在福建，要么用计谋对付了矿税太监，要么支持市民起义求生，深得市民爱戴，有些人被捕甚至激起了新的民变。
而浙党等东林的对立面则跪舔皇帝，回护太监，如浙党老祖宗沈一贯给万历开开脱；浙党湖广巡抚支大可、赵可怀纵容太监，支大可辕门被烧，赵可怀在民变中被活活打死；退休阁老申时行在苏州民变中庇护孙隆逃得性命；日后的阉党李思诚、吕纯如在福建为高寀站台等等。
万历三十年，万历帝曾经重病将死，他对矿税太监的作恶心知肚明，临死觉得爽够了，为了给儿孙收买民心，下令取消矿税。不过很不幸第二天他奇迹般的活过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去内阁追回取消矿税的诏书，不让发下去，沈一贯僵持了一小会就把诏书缴了回去，连正直的太监田义都看不过去，吐他一脸口水说你再坚持一会，把诏书发下去矿税就取消了。这样的做派，沈一贯及其浙党名声狼藉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田义墓
沈一贯连正直点的太监都不如
而东林则因为抵抗矿税，得到了市民阶层的爱戴，日后阉党掀起“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时，各地市民成千上万的聚集起来保护蒙冤入狱的东林诸君子，最后还是在东林人士的劝说之下才没有酿成民变。
从万历到天启，包括皇帝、后妃、外戚、太监、宗藩在内的皇权集团对社会的残害日甚一日，江南因为有东林为百姓仗义执言，人民尚勉强能够自存，也就不至于起来造反，东林即使被捕也避免激化官民矛盾，其作为实质上是在维护明朝。
然而明朝皇帝和太监并不领情，对东林持续残害。他们不能明白的是，打击中间派就是召唤极端派，在没有东林的大西北，明朝皇帝最终召唤出了李自成、张献忠，把整个社会拖入修罗地狱。如果说李自成、张献忠是贼，那么明朝皇帝就是天下之剧贼，是“亡天下”的罪魁祸首。
后来矿税之祸稍缓，是因为万历三十三年夏至日，内阁辅臣沈鲤跟太监陈矩闲聊，忽悠陈矩说开矿会凿破名山大川，怀了大明朝的风水，万历害怕龙脉受损，这才召回开矿太监，但收税太监照旧肆虐；到当年年底，又因为天象示警，万历内心不安，才对税监作了一些限制，但是税监一直存在，直到万历死掉才由其子明光宗朱常洛以万历遗诏的名义废除。可见在万历心中，老百姓没有一丝一毫的地位，好在他还相信有个老天爷，还不至于“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老天爷勉强能让他少做一点恶，但收他却收得太晚了。
东林反对收商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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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东林反对收商税，那是现代阉党凭空捏造的彻头彻尾的谣言。他们用“东林反对矿税”来等同于“东林反对商税”，利用大家对两者的不了解，混淆是非，捏造谣言，用心与手法下作至极，下面大司马要彻底澄清这个问题。
万历派出的矿税太监不是正常的收税，而是无差别的抢劫，对于这种绝子绝孙的恶行东林党人要反对，但是对于正常的商税，东林不但不反对，而且主张加收，虽然在秦制帝国加税一定演变成盘剥，加商税并不是东林的光明面，但既然太监们诱导大家说加税就是好来就是好，这里还是有必要根据史实分说一下。另外东林对以浙党为首的所谓“江南富商集团”的土地兼并和逃税也持反对态度。
东林和东林前身其实是一直想为朝廷增加些财政收入来办事的，这些王天有先生有非常详细的统计。像王国曾经清查勋贵成国公朱允祯占田，周嘉谟弹劾勋贵黔国公沐昌祚占田，余懋衡弹劾太监梁永占田，叶向高等大批东林反对万历爱子福王朱常洵占田。
优先对付吃掉明朝财富的大头宗藩和勋戚、太监，而不是只盯着文官那点贪污、商人那点商税，这才是抓住了重点，现代阉党是不会告诉你这一点的。不过这需要勇气，像浙党为了禄位就是万万不敢的。
对于文官的贪污，东林和东林前身已经通过自己主导的历次“京察”，严惩不贷。对于跟官场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缙绅，东林也要求他们遵纪守法，按规定纳税，王天有先生照样有统计，像赵南星抨击一些退休官员回乡后侵害百姓，甚至陷害阻止他们的官员；李应升谈到摊派粮役只还得中产阶层倾家荡产，富家巨室可以通过行贿躲掉，当过官的乡绅更是没人敢去摊派给他们；高攀龙主张差役应该由“上富户（即所谓“江南富商集团”）主办，次富户贴钱，不及下富户”，保护中产，限制特权阶层。
有机会时，东林还会将主张付诸实施，如东林朱国祯曾经说动浙江按察使马从聘让治下缙绅只享受朝廷规定的优待（个人和家庭免役，部分收入免税），在规定以外的权益全部取消，该从事差役的从事差役，该交税的交税，受到贫富百姓的拥戴，但浙党为首的“江南富商集团”对朱国祯“切齿大哗”，准备烧他房子甚至把他杀掉，朱国祯因为百姓的保护才幸免于难。
“因为东林抗拒矿税，万历只好向民间加派辽饷，导致农民活不下去，民变四起，明朝灭亡”，同样是一句混账话。前面已经分析了，矿税太监搞得民穷财尽，从民间搜刮了5000万两以上的白银，但大头被太监吃了，万历自己其实只蠢蠢的拿到500多万，就这也没有用于国事，而是大部分送给了福王，在此之外万历的各项浪费加起来不下几千万，张居正给国库攒下的老底早早败光，国库每年的新收入也是入不敷出，但仗还得打，因此万历在把社会残害到凋敝无极之时，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又在户部尚书李汝华（不是东林）和浙党姚宗文等人的建议下丧心病狂的向农民加派“辽饷”，到万历四十八年，每年辽饷总额达到银520万两。
天启元年到天启四年初是东林“众正盈朝”的时段，东林在叶向高的主持下，主导了一系列财政改革。首先是减免了北直隶和登莱等地的“辽饷”田赋53万两，而阉党得势以后的天启六年、七年则在本年辽饷之外，提前征收下一年的三成辽饷，东林和阉党是谁在残害农民，制造李自成、张献忠，不言而喻。
户部尚书东林汪应蛟又在“杂项”上想办法，每年为明朝增加收入几十万两到一百多万两不等，杂项中针对官员、商人和乡绅的至少包括“优免丁粮”（从士绅免税的那部分田地中收钱）、“马夫祇候”（给地方官服务的马夫的工资上交一部分）、“督抚军饷、巡按公费”（中央官员到地方办差，供其使用的经费）、“房产税契”（房产交易税）、“典铺酌分”（向当铺征税）等项；在钞关方面，也增设钞关，增收少量商税。
在地方上，则有两广总督东林何士晋“增设关厂额税”（向市集、钞关等增税，即增加商税），结果阉党得势后，以“商人困苦”为名给何士晋定罪，把商税上的加派又改为加派到田赋之中，由农民买单。到天启七年，阉党陕西巡按庄谦还免了陕西的商税，崇祯年间被反阉党的官员姜兆张严厉批判。在这些史实面前，还有谁有脸说东林“保护商人，戕害农民”？
东林叶向高为朝廷增加收入
到崇祯年间，又有东林曹于汴、解学龙、沈惟炳、蒋允仪、陈良巡等，以及一些中立派官员毕自严、杨鹤等，主张增加钞关商税，增收杂税（包含澳门增设商税、浙江福建广东出海船只收税、恢复何士晋的广东南雄太平桥商税、恢复福建木税和山东泰山稥税，增收牙税即中介税，行商之外坐贾也收税）等，从商人手上收钱，减少农民负担。而现代阉党居然炮制出“东林为了走私避税，恢复海禁”的神论，且不给任何史料证明，居然就这样轻易带了节奏，一般历史爱好者的观点辨析水平确实需要提高啊。
我要再强调一遍，加收商税并不是东林的光明面，商人增加了经营成本，最终还是转嫁到农民头上，列这些史实只是为了批判现代阉党的神论而已。真要改善明朝的财政状况，最便捷的方法还是从宗藩和勋贵下手。说句玩笑话，天启、崇祯这两兄弟要真是“雄才大略”，就应该自己把自己灭族，把那些朱家王爷、公爷全部抄家灭门，剁成十八段，炖成福禄汤，籍没的家产别说应付民变和满洲了，就算直接工业化的钱只怕都有了，反正他们不剁，李自成、张献忠也会来剁。
还有一个谣言，“东林抗拒商税和海税导致崇祯没钱，自己富得流油，崇祯要他们捐款给空虚的国库，他们却百般逃避，逼得崇祯只能上吊”，现在也破解一下。崇祯初年重用东林是为了清算势力庞大的阉党，并不是喜欢东林，而只是权宜之计，所以东林主政只有一年多，就被阉党余孽温体仁翻盘，之后崇祯朝中的东林、复社官员只是个别存在，并不能形成势力，而且除钱谦益等极少数人之外，东林家庭既不富裕，为官也很清廉，故而捐不出什么银子，反而那些有银子皇亲国戚，以及大贪官如阉党余孽陈演，非东林的魏藻德等，才是抗捐的主力，日后李自成、刘宗敏打进北京，拷问出的巨量金银也是这些皇亲国戚和非东林的贪官的家产，跟东林、复社没什么关系。
有巨额贪赃的陈演、魏藻德之流跟东林无关
那么传说中魏公公那“神一般的理财能力”又是怎么回事呢？魏公公的理财措施里面，针对商人的只有“增收盐课”一条，其他的则有铸造劣质铜钱抢夺民财、诬告官员贪污没收家产、抢劫地方府库的银子等没下限的玩法，既破坏国家财政，又加重百姓负担。搜刮来的钱则都为天启修三大殿去了。《熹宗实录》载：
三殿大工开工，自天启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七年八月初二日报竣，总筭钱粮给与领状者共五百七十八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两。
到十月份工程结束时又多花了一百万两，天启修三大殿共耗银近七百万两，居然在诏书中扯淡说“皇极殿工已八九，止用银一百五拾万，不扰民、不侈壮丽”，真是无耻之尤。
魏公公哪怕在财政上也没有一丁点贡献
因为万历、天启的极大浪费，以及确有部分内帑支持辽东军事，到崇祯初年内帑已经没钱了，靠抄阉党的家才抄来一笔，支撑了一阵。内帑的空虚与东林没有任何关系，只与皇帝的浪费和太监、阉党的贪墨有关。
至此，大司马已经把现代阉党捏造的关于“东林导致明朝国库空虚”的一系列谣言全部澄清。明朝国库空虚，主要是朱元璋的祖制导致的，表现到具体的人身上，则首先是朱家宗室的功劳，其次是万历、天启的浪费，再次是浙党、阉党等贪官的挥霍，东林不但与这些无关，反而是要与这些黑恶势力坚决都在，改善明朝财政状况的呢！
参考资料：
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
樊树志《新政与盛世》、《朝廷与党争》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
